只有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互联网金融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中不迷路，在层出不穷的金融科技创新中不跑偏。
直到2016年，欧洲央行还在继续量化宽松，并把存款利率下调到-0.30%。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的银行业规模的确是世界第一，但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庞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银行的资产以贷款为主，所以，银行资产负债表庞大说明发放的贷款量很大。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想法，就是常规的宽松政策是通过调低货币的价格（也就是降息），来刺激经济。央行通过改变利率或者货币供应，对经济产出发挥影响。也就是说，银行业资产规模的高低是货币发行量松紧的反映。正因为此，才有了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排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的孪生兄弟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以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失衡。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如下：首先，走出金属货币和金本位之后，信用货币的普及不仅使货币发行权由政府垄断，而且带来了货币政策工具
但债券市场的投资是一项短期可移动的资本，很多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开放开始的，资本进来之后到了一定程度汇率便不断升值，资产泡沫升级，到了一定高点资本又会往外走，这时就可能就引起金融危机。第二点，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在资本项目相对严厉管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出台各种政策或管理办法时没有考虑到外资的因素，当然也没有太多地考虑跟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一直是自己摸索着在做。这样就形成一个政策性融资机制，这个机制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有这种可能的机会和条件。
在泡沫经济、炒作经济等不健康状态之下，获得这种金融生态评比的第一名，我认为其实是一钱不值的，这是我们考虑金融本源和本能的时候应该有的基本视角。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它首先支持的是钢铁和煤炭这种重化工，20 世纪 50 年代初转为支持造船业，当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发展造船业的时机，日本很快在这方面就发展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时间序列问题。现在世界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
当时对这方面，感觉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由摇会、抬会等看起来很原始的形式生发出来的融资机制，也包括当时的一些企业组织形式。作为政策研究和设计，这方面肯定需要总结很多的启示。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可预期，一清二楚。政府既然不能支持，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闯、自己试，温州从最不起眼的收破烂式的小经济，发展成一个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的代表性区域，已形成一片赞扬之声。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地方仿效呢？我还不敢说，还没有非常典型的其他城市仿效温州来做出这样的旧城改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借鉴价值，已经在所谓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上，有一些创新进展。而现在非常踏实：这个资金去向是清晰的，资金的运用是专家和股东一起参与的集体决策，能够保证基本的公正性。
这几千家、上万家的信用担保机构中，真正有内在动力做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数量不多。后来，在担保方面也曾经没有贴标签，但一开始是有这种政策意图的，由财政部、经贸委各出 2.5 亿元资金，组建了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中央级的一个担保机构的旗舰，希望它能探索怎么实施融资方面的政策性的信用担保。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既然财政介入就风险全担，让我们放开手脚发展吧。假如贴 10% 的息，那么 100% 的资金规模进来，等于财政资金在实施政策效应方面放大了 10 倍，即相当于用 10% 的资金量使得 100% 的资金进入它想给予支持的项目（在某些项目可能还不用 10%）。
但是再过几年，我们又开始听到了一些忧虑的说法，如温州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空心化，开始发展成一种炒作式的、明显带有泡沫性质的运作形式，如温州炒房团。它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是，要注重金融支持下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所遇到的挑战性问题。
政策性融资要进一步借鉴国际经验，还可以结合 PPP，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Pubic Private Partnership）。但是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又不能打包票说没有风险，那么他必须把话说到让反对意见说不出口：无非就是试一试嘛，试了以后几年不行我们再关掉它，你总得让我试吧。
有些事情一开始要分两方面说：最早的时候，低压电器的假冒伪劣现象当然与商业道德水准低有关，但也跟它拿不到计划控制的银有关：低压电器的接触点是要镀银的，但在国家指令性的战略物资控制之下根本拿不到，那么就假冒了，采用其他一些类似银漆那样的东西，实际使用功能就很差，用了几次以后，出现功能下降甚至烧坏的情形。此前，温州的金融生态在全国金融生态评比中连续七年是第一名，但最终却出现了震动全国的、平息起来代价很大的金融链断裂的事情，那么金融生态还有金融生态指标衡量之下的金融运行，是值得高度评价还是应反思其不值得高度评价？应该以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把握？不论怎么复杂，我认为最基本的一点是，看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实际效果如何，才是正确的内在评判逻辑和取向。现在这个地方被世人和美国政府看作圣地。这个产业基金形式是规范的，就是各方入股，财政放 2 000 万进去了，同时说明这个股是特定处理的、不要求分红的一个股权。前两年，杭州西湖区的财政部门主动提出，对每年用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型小企业的发展构建从消耗型到循环型的新机制。首先讲讲我研究的领域，还有为什么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就金融问题做交流。
就这一套，又出了一个农家乐旅游。筑波硬件很好，成片的建筑群，政府给予种种支持，有点像我们说的产学研一条龙，上海市的张江、北京的中关村与筑波比较类似，是政府给予明显政策倾斜支持的区域，虽然筑波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是确实没有跟硅谷相提并论的成就。
光看指标的漂亮，其实没有意义。前面说了美国和英国，那我们再看看日本。
当然它的形象还是很朴素的，在房子前面靠街边立了一个金属牌，上面铸有文字介绍，这是硅谷的发祥地。它的这个模式总结就是，政府基本上并不搞直接投入，也不规定很清晰的技术政策，就是宽松、开明。
所以就国际经验来说，中国值得看重的、能支持我们后来居上的、而且不是简单地跟着别人后面走的政策融资机制，要打造出来肯定是有很难度的，前些年的困难也就在此，而且会引来一些其他的指责。但是有一些现象也被人指责，因为熟识人之间的摇会、抬会，后来变成了对社会公众的非法集资。无利大家担着，有限责任。我在财政部的研究所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
在本次活动后不久，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事件再次证明，要形成多样化的改革和全覆盖，就必须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融资形成一种合理的组合，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融资体系。
后来我们到温州开过一个研讨会，正是对金融问题的研讨会，温州当地的人说余波未平，还有很多问题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灭火，但是跑路潮已经平息了下来。股权是清晰的，但是放弃分红权，只寻求投入的资金能够转起来、循环起来。
诸如此类的应该是全覆盖，追求全覆盖那么又引申到一个概念，就是有些是不是注定就不能被商业性金融所覆盖？我自己是认同的。还有地下黑钱庄的说法，有类似银行业的地下金融。
既然要断裂，那么这些人就要避祸，这些祸是多方面的。我自己觉得很困惑，就是看不出一个温州怎么解决旧城改造的清晰的思路。这一套设计好了以后，就成了企业投资可以取得回报的一个现实项目。清华大学的宋逢明教授若干年前就特别强调金融工程，开始我觉得金融工程是运用金融理论的一套数据演算，后来问过他以后我大致清楚了，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东西：首先明确你需要什么融资支持，然后我运用相关的金融知识、所有的数量方法（包括精算方法），运用所有的金融支持经验设计出支持这种融资的金融产品—这是量体裁衣、量身订做的一个金融工程。
比如我观察，开发银行一开始自己定位是政策性融资，后来它觉得政策性融资带来大家都想吃唐僧肉的不好的结果，就自己提出叫开发性金融，不叫政策性金融了，无非就是要说清楚跟政策大锅饭的金融是有区别的。这样来，其他企业为什么进来？它们也意识到风险降低了，如果没有财政这2000万可能就不进来，有了财政这2000万，它可能就愿意进来。
有必要提到国际经验：金融的政策性担保和财政贴息方面，早就有国际先例，至少几十年的国际经验。温州当地的居民更看重的是自由空间，做一些小买卖，办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小企业，并发展集贸市场。
我们的金融深化、金融创新在强调在规范中发展的同时，不能回避创新的事项上，还得首先讲在发展中规范。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有一个中小企业局。
